護國禪寺的歷史 — 創建緣起與目的
The history of the Taipei Rinzai Buddhism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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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護國禪寺(台北市玉門街9號) 原屬於佛教禪宗的分支臨濟宗妙心寺派 (註一)，山號鎮南山 (山為日本寺院稱呼)，始建於1900年 (明治33年），完工於1911年 (大正元年)，1912年6月21日舉行本堂佛像的安座大典，是台灣唯一冠以護國之名的佛寺。
日治初期來台弘法佈教的日本宗派中，以禪宗的曹洞宗與臨濟宗 (妙心寺派) 甚為積極 (註二)。曹洞宗在台北東門建台北別院，臨濟宗初期則以臨濟護國禪寺為大本營佈教；隨後臨濟宗佈教重點南移，台南開元寺成為臨濟宗在台灣的總部，臨濟護國禪寺遂成為台北地區佈教核心。依據民德寫真館（台北）於1941年發行的《臺灣佛教名蹟寶鑑》，原名「鐵真院」的北投普濟寺 (註四)，也是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北的布教據點。
當時日本傳來臺灣的佛教宗派不在少數，但是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註三) 唯獨選上了臨濟宗，用臺灣總督的立場去支持，此乃因兒玉個人的宗教信仰與他與護國禪寺開山祖梅山玄秀(1858年-1920年) 的私人關係所致。梅山玄秀為大阪府界市龍興山南宗寺高僧，也是玉源太郎在臨濟宗大學的學長。
一開始玄秀大師一行人暫住士林古剎劍潭寺 (註五) 佈教﹐1900年兒玉總督為了讓玄秀大師順利弘法﹐因此便協助取得板橋林家在圓山公園西側旁所捐贈的土地﹐興建了圓山精舍。1900年6月著手進行整地工程，為此兒玉總督於1900年7月1日詠詩一首〈寄圓山鎮南山〉 ---「不是人間百尺臺，禪關僅傍碧山開。一聲幽磬何清絕，萬里鎮南呼快哉。」。之後由於弘法有成﹐信眾逐漸增多﹐所以圓山精舍便擴大規模﹐改建為「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當時臺灣尚處於政治、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兒玉總督寄望佛教的宗教力量於殖民統治，命名「鎮南護國禪寺」意味以臺灣為進入中國南方跳板，「鎮南」二字其實包括中國華南範圍在內的意思。
臨濟護國禪寺的規模相當宏偉﹐由阿部權藏設計﹐包括本堂 (大雄寶殿) ､豐川閣､庫裡 (華藏殿) ､山門 (鐘樓門) 等大型木造建築﹐以及其他的附屬設施與建築﹐甚至於還有從四國八十八靈場所迎來臺灣的部分石佛﹐也供奉在此。當時整個寺院的工程﹐是由臺北的高石群組負責興建﹐整個工程在1911年完工。當時的臨濟寺規模，有八帖房間兩間、六帖房間兩間、三帖房間一間、押入四處、佛壇一處、廁所兩處，另外有廚房浴室的附屬瓦頂的房子一棟。這階段的圓山精舍的大致的平面配置圖可在梅山玄秀向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提出的「寺院建立願」中看到。圓山精舍在同年6月15日動工，8月完工，總建坪數33坪1合2勺5才，總工程費為1,449圓82錢。在《臺灣佛教名蹟寶鑒》中提及，在明治45年（1912），完成大庫裡、本堂、鐘樓門、倉庫等建築的營建。關於臨濟寺重建的經緯，在《鎮南山起緣》有詳細的說明。
亦即，兒玉源太郎於明治39年（1906）2月，回到東京，到了7月24日過世。當時臺北的「全市官民」，於7月28日聚集於圓山的臨濟寺，舉行大追悼會，在9月10日又舉行「滿中會」，上自總督佐久間左馬、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下至文武官員顯要人士，共有600餘人。在會場上，梅山玄秀昌言重新建設臨濟寺，他並前往日本內地歷訪有緣的僧俗，在明治40年春天歸山後，組織「福田會」，開始募款籌措建寺基金。又利用當年夏天在蓮花盛開，廳長地方官會議在臺北舉行的機會，舉辦「開蓮會」，以尋求臺灣各地廳知事的支持。
台灣光復後，臨濟護國禪寺轉由中國僧人管理，先後由本圓、賢頓、白聖三位法師任住持，其中賢頓法師也曾經是東和禪寺住持，白聖長老則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長達數十年，現在則由真光法師擔任住持。(註六)
備註
註一：妙心寺派：臨濟宗妙心寺派在日本的大本山為妙心寺及相國寺，臨濟宗護國禪寺本堂的修建，兩者均有協助。日本寺院很少私人興建，大部份是「大本山」、「總本山」直轄之「分院」或「別院」。
註二：1895年，臺灣成為大日本帝國的新國土，多少人懷著夢想，來到這塊美麗的土地上，就連宗教也不例外。當時臺灣總督府為了統治方便，一方面允許臺灣人享有原本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也推動國家神道教與日本佛教來臺發展，因此日本佛教八宗 (臨濟宗､曹洞宗､淨土宗､真宗､日蓮宗､法華宗､真言宗､天臺宗) 全都來臺創立在臺分支機構與廟宇，至於原本就深植本土的臨濟宗與曹洞宗，更是大量的招收本地的信徒，讓具有濃濃日本味的日本佛教在臺蓬勃發展。
註三：臺灣自從1895年受日本統治開始，便進入現代化的歷程，雖說日本對臺一連串的現代化建設，其實只是為了自身利益，但是不可諱言的，將臺灣一舉提昇為現代已開發地區，此時期的建設絕對是功不可沒。當然臺灣近代化的過程，其實是非常多人的努力，不管是日本人或是臺灣人，在許多優秀的領導者的建設下，才使得臺灣能在二次大戰終戰時，仍具有相當雄厚的基礎建設與國民素質。1898年，日本帝國陸軍中將兒玉源太郎就任臺灣總督，在他就任的八年內，臺灣各方面的建設有著十足的進步。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已晉升大將的兒玉源太郎與大山巖、東鄉平八郎、乃木希典等名將攜手合作，擊潰了歐洲強權俄羅斯，功績如此偉大的一代名將，卻在日俄戰爭勝利八個月後，因腦溢血而在1906年7月病逝。由於兒玉源太郎太有名了，也因此後人為了紀念兒玉源太郎，於1918年時在神奈川縣的藤澤市建立兒玉神社，奉祀兒玉的靈位。1922年，兒玉源太郎的出身地山口縣德山市 (現在的山口縣周南市) 也興建了兒玉神社。2006年7月，兒玉源太郎逝世一百週年時，李前總統登輝先生還贈送了一個刻有『浩氣長存』四個大字的石碑，以玆紀念。
註四：北投普濟寺 (現址：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112號，市定古蹟，已修復)，建於1905年。日治時期，由於其信眾多為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員工寄附，於是以鐵道部運輸課長村上彰一先生諡號：「鐵真」，命名為「鐵真院」，並在寺中設立「村上彰一翁碑」。1949年藏傳佛教格魯派第十七世甘珠活佛駐錫於此，將「鐵真院」更名為「普濟寺」，並由于右任先生手題橫匾墨寶。1969年淨土宗性如法師繼任普濟寺住持，1989年由蓮航法師繼任住持。普濟寺的建築相當簡單，為單簷的歇山式建築。面寬亦比一般佛寺小，約為三開間，進深也僅有三開間，是一個正方形的小佛寺，寺外供奉的地藏佛像一尊（日治時期稱為「子安地藏」），旁有一株老樟樹。普濟寺正門旁的有鐘形窗，設計特殊，所使用的建材則都是高級檜木，保養相當良善，在入口玄關可看到斗拱，虹樑的精美雕刻。
註五：劍潭寺 (現址：台北市內湖區北安路805巷6號，市定古蹟，已修復) 原位於劍潭的北岸、劍潭山的南麓，背山面水，風景極為清幽。是台北市內最古老的廟宇之一。據傳明崇禎七年（西元1634年）時已有人在此結庵。康熙56年（西元1717年）有僧人在劍潭北岸以茅草蓋「西方寶剎」；乾隆38年（1773年）吳廷詰等人重建，因寺臨劍潭，改名「劍潭古寺」。日據末期，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想擴張「台灣神社」為「台灣神宮」，於是強命該寺遷建大直現址。現在寺裡古物很多，如觀音神像、送子觀音石雕、十八羅漢金剛、古香爐、雙龍柱及大神案等。於民國93年時，台北市政府已將劍潭古寺登錄為歷史建築，在圓山基隆河畔的舊址，立碑紀念。
註六：傳統台灣人所謂的佛教指的是「民間佛教」，這些佛教寺廟供俸眾多民間神祇與地方守護神。「民間佛教」只唸誦經文不講授佛法，有的甚至是婦女為主的菜堂(齋堂、尼姑庵)。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日本佛教宗派試著引導台灣佛教轉成日式「正信佛教」。當時許多台灣佛教寺廟順應政治氣氛也曾偏向「正信佛教」，但台灣僧尼頗不能適應日本分宗、分派的嚴格制度，各宗派寺廟間僧尼依舊往來頻繁。光復後日本佛教離去，寺廟大多恢復成「民間佛教」，民國38年後，大批中國僧尼湧入台灣。這些以禪宗和淨土宗為主的「正信佛教」僧尼頗不以為然當時台灣的「民間佛教」。之後在國民政府的主導下，原本屬日本人資產的寺廟轉由中國僧尼接手，並開始恢復「正信佛教」的儀軌，信仰風格與本土「民間佛教」有著極大的不同，於是乎這些原本的「日本寺廟」寺廟在當時便被改稱為「外省人佛寺」。
